Becoming a person
從九月份開始，我的門診減少到每週兩次之後，開始出現像這樣的對話：
「醫生，你是不是離開醫院了啊？」
「你去開業(診所)了嗎？」
也有人這是這麼猜的：
「你不當醫生了嗎？」
當中最誇張的大概是某位我的老朋友：
「我跟我先生說，如果江醫師不看診了，我以後就不想看診了，也不想換其他醫生了。就這樣過一天算一天吧。」
當然，也有悄悄地從我的門診名單中消失的老朋友。
一開始我覺得很訝異：我不是完全消失，仍然每週會出現在醫院兩次，為什麼這些老朋友的反應如此激烈？
後來我慢慢明白了：對於將我的小門診視為情緒的避風港的老朋友，任何變動都是難以接受的。畢竟，避風港本就應該是安全的、可靠的。
而矛盾地，這樣的原因，也是我選擇減少門診時間的真正理由。
我在開始學心理治療的時候，發現最困難的一件事，是如何跟個案談收費的事。
我的老師，一位在圈內富有盛名的精神分析師，鼓勵我們每位受訓的住院醫師，應試著做一兩例自費的心理治療 。這裡指的自費，不是指現在常見的、在現今醫院運作模式底下的模式：個案把錢付給醫院 （通常五十分鐘的治療，對個案而言等同於一次普通看診的費用），而是請個案直接把你認為合理的治療費用，在治療結束後當面拿給你。
一開始，我對談錢感到很彆扭（而且到現在依然如此）：這也太現實了吧，這樣不會傷害我們跟個案之間的關係嗎？而且我們不是本於幫助他人的心，一開始才如此願意投入心理治療的嗎？
我的老師則是這麼說的：要成為一個好的治療師，你需要額外付出許多金錢、時間與精力去學習。若你又未向個案收取你覺得合理的費用，這樣的不平等總會在你的心裡面醞釀，而在你不自覺的情況下，傷害了你跟個案的治療。（用專有名詞來說的話，這是一種治療者會有的「反移情」）
現在的我，越來越能明白老師當初所要表達的意思了。當健保給付一次五十分鐘的心理治療的費用不到四百塊 （而在醫院的治療者甚至只能拿到一半的費用）時，這樣不合理的給付制度很難不滋養怨懟。當醫師的收入與看診人數（而非看診品質）、藥價差 （而非是否合理、正確的用藥） 息息相關時，醫師只能選擇隨波逐流（如我曾聽過的一句名言：「私立醫院看診就是得快！」），或是選擇不再妥協下去。
於是我選擇減少在醫院服務的時間。其他大部分的時間，我在一個研究性質的單位服務。這大大減少了我在個人財務上的壓力。我發現這麼做最大的好處在於，當我不用再靠醫院的薪水生活時（而這意味著我對自己的專業得做出許多的妥協時），我更能在看診時堅持自己的理想。
懷抱著類似心情的年輕精神科醫師，其實不只我一個。跟其他科別比起來，精神科是很難賺錢的科。我們的服務很難量化、也很難標準化，因為我們所服務的對象不是一個個的器官，而是一個個的人與背後一個個的家庭。精神科讓我了解，每個人都是一個獨特而精采的故事，縱使遇到低潮，但生命總會找到出路。在這段學習的過程中，我逐漸地成為一個「人」而不再只是一個醫生。我學習不再只是看到病人的疾病或弱點，而是看到每個人的力量與未來的希望。這段修業之路永無止境，而我希望能繼續這樣下去。
所以，我選擇在人生的這個階段做出轉變。希望有機會看到這段文字的朋友，能夠了解我想要表達的意思。謝謝大家。
「你去開業(診所)了嗎？」
也有人這是這麼猜的：
「你不當醫生了嗎？」
當中最誇張的大概是某位我的老朋友：
「我跟我先生說，如果江醫師不看診了，我以後就不想看診了，也不想換其他醫生了。就這樣過一天算一天吧。」
當然，也有悄悄地從我的門診名單中消失的老朋友。
一開始我覺得很訝異：我不是完全消失，仍然每週會出現在醫院兩次，為什麼這些老朋友的反應如此激烈？
後來我慢慢明白了：對於將我的小門診視為情緒的避風港的老朋友，任何變動都是難以接受的。畢竟，避風港本就應該是安全的、可靠的。
而矛盾地，這樣的原因，也是我選擇減少門診時間的真正理由。
我在開始學心理治療的時候，發現最困難的一件事，是如何跟個案談收費的事。
我的老師，一位在圈內富有盛名的精神分析師，鼓勵我們每位受訓的住院醫師，應試著做一兩例自費的心理治療 。這裡指的自費，不是指現在常見的、在現今醫院運作模式底下的模式：個案把錢付給醫院 （通常五十分鐘的治療，對個案而言等同於一次普通看診的費用），而是請個案直接把你認為合理的治療費用，在治療結束後當面拿給你。
一開始，我對談錢感到很彆扭（而且到現在依然如此）：這也太現實了吧，這樣不會傷害我們跟個案之間的關係嗎？而且我們不是本於幫助他人的心，一開始才如此願意投入心理治療的嗎？
我的老師則是這麼說的：要成為一個好的治療師，你需要額外付出許多金錢、時間與精力去學習。若你又未向個案收取你覺得合理的費用，這樣的不平等總會在你的心裡面醞釀，而在你不自覺的情況下，傷害了你跟個案的治療。（用專有名詞來說的話，這是一種治療者會有的「反移情」）
現在的我，越來越能明白老師當初所要表達的意思了。當健保給付一次五十分鐘的心理治療的費用不到四百塊 （而在醫院的治療者甚至只能拿到一半的費用）時，這樣不合理的給付制度很難不滋養怨懟。當醫師的收入與看診人數（而非看診品質）、藥價差 （而非是否合理、正確的用藥） 息息相關時，醫師只能選擇隨波逐流（如我曾聽過的一句名言：「私立醫院看診就是得快！」），或是選擇不再妥協下去。
於是我選擇減少在醫院服務的時間。其他大部分的時間，我在一個研究性質的單位服務。這大大減少了我在個人財務上的壓力。我發現這麼做最大的好處在於，當我不用再靠醫院的薪水生活時（而這意味著我對自己的專業得做出許多的妥協時），我更能在看診時堅持自己的理想。
懷抱著類似心情的年輕精神科醫師，其實不只我一個。跟其他科別比起來，精神科是很難賺錢的科。我們的服務很難量化、也很難標準化，因為我們所服務的對象不是一個個的器官，而是一個個的人與背後一個個的家庭。精神科讓我了解，每個人都是一個獨特而精采的故事，縱使遇到低潮，但生命總會找到出路。在這段學習的過程中，我逐漸地成為一個「人」而不再只是一個醫生。我學習不再只是看到病人的疾病或弱點，而是看到每個人的力量與未來的希望。這段修業之路永無止境，而我希望能繼續這樣下去。
所以，我選擇在人生的這個階段做出轉變。希望有機會看到這段文字的朋友，能夠了解我想要表達的意思。謝謝大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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